只有改革创新才能救股市

华股财经 2008年08月04日 15:00:32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张东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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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来,股市投资者对宏观经济的关注可谓空前。全球经济下滑、越南金融危机使投资者的情绪极度悲观。   事实上,宏观经济的风险早在去年就已经显现——货币扩张支撑下的全球经济泡沫破灭,美国次贷危机、国内的投资过热及货币紧缩一再发出警告信号。6100点时,风险巨大。人们却沉浸在10年牛市的憧憬中,被股指高歌猛进的赚钱效应迷住了心智。   如今,风险逐步释放,2800点的股指相当于打了对折还不止,人们反而失去了兴趣。往日在高位看多、鼓吹救市者此刻也噤若寒蝉。   笔者认为,当今中国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越南,中国经济长期的成长前景并没有改变,市场估值经过巨大调整之后,尽管目前还不能说整体被低估,但至少是相对合理了(即便是跌到2400点,也只有百分之十几的空间)。   那么,为什么在跌幅超过50%、管理层已出台“救市”措施之后,人们仍看不到希望呢?   这其中固然有群氓效应(股指随人们的预期大起大落,乐观和悲观乘以13亿都会被无限放大),但想必也和管理层的一些做法令人失望有关。短期下跌并不可怕,关键是长期信心的丧失。就目前的种种怪现状而言,人们有理由担心中国股市会再度被边缘化。   套用西方一句谚语——“医生,先治好自己的病吧。”管理层要想挽救市场信心,首先要反思自己的行为,不要做一个不讲规则、不懂规则的“婆婆”。   第一是不要有“私心”,把股市当作国企、央企的“自留地”。回过头来看,很多人都发现:中国股市一直在为国企脱困作贡献,为国有银行改制上市作贡献,为央企上市融资作贡献……大批“中”字头的企业涂脂抹粉、包装上市,有的根本不符合上市条件竟然也能得到“特批”。这样的股市谁敢长期投资?即便是在眼下哀鸿遍野之际,中建股份(去年12月10日才成立,不符合上市条件,每股净资产仅0.71元,资本公积金为负57.72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84.3%)也经过“特批”,堂而皇之地“圈钱”(拟发行120亿股,募资425.66多亿元)。这一做法被市场称为“图穷匕见”,令人心寒。   第二是不要拍脑袋定规则,朝令夕改,失信于天下。比如,根据股指涨跌随意调整印花税率,客观上降低了市场的定价效率,不仅未能抑制投机,反而扰乱了市场、加剧了波动。再比如,为了所谓的“救市”而限制大小非流通。事实上,早在股改之初,笔者就曾经对“锁一爬二”提出质疑。因为,获得流通权与支付对价本应同步进行,而管理层的做法却等于是提前兑现利好,把风险延后,为股市大起大落种下了“祸根”(这一做法客观上推动了“人造牛市”,再次实现了“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效果)。如今,管理层反过来又限制大小非流通,这不仅达不到救市的效果,而且失信于天下,还损害了股改的成果。因为,股改的意义就在于要让大小非获得流通权,从而与公众股东利益更加一致。若限制其流通,也就失去了激励效应。一些大股东无法在二级市场退出,很可能又会重新转为“掏空”上市公司(最近的一些重组、资产置换活动已有类似苗头)。可以说,通过限制大小非流通来“救市”是管理层的一大败笔。有人还建议对减持的大小非征收资本利得税,更是荒唐。再比如,股改权证的诞生本身就具有临时性、欺骗性,后来为了抑制投机又推出一些临时措施,结果是一些权证“想创设就创设,想停牌就停牌,想注销就注销”,市场怨声载道,投机却依然猖獗。这甚至使一些人开始怀疑中国是否具备衍生品创新的条件。   第三是不要凌驾于市场和法律之上。比如,发生突发事件后,政治家为了稳定而呼吁投资者坚定长期的信心,不要卖股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股市的监管者也上纲上线,要求基金保证维持“净买入”,就太令人失望了。因为基金契约是建立在国家法律、市场规则基础之上的,管理人必须遵守基金契约,对持有人的利益负责。   第四,真正的“救市”手段是要让这个市场有投资价值,而不是强制谁买或限制谁卖。管理层该做的是改变不合理的制度、严格监管、确保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犯,让市场欣欣向荣。以笔者看,眼下立刻能做的是降低或取消红利税(高达20%的股息红利所得税显然不利于股市健康发展),其次是要改革畸形的发行审批和上市定价机制,严打操纵新股股价的行为。长远来说,还是要建立集体诉讼机制,对违法违规形成震慑。   第五,要有战略眼光,勇于改革创新。目前,尽管权宜之计、行政手段可以一日三策,但一些真正的治本之策、市场化手段却研究、准备三年、十年也推不出来。比如,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衍生工具,至今迟迟没有下文。有人说融资融券、股指期货对市场是中性的,也有人说推出之后风险很大。这其实都是主观臆断,缺乏依据。首先,“3·27国债事件”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只要稍加规范和限定,就不会重演。其次,衍生工具能改变目前的单边市和种种束缚,至少有七大好处:一是能显著提高整体市场的流动性;二是能提高市场价格发现效率;三是衍生工具有诸多功能,有利于股市“长牛”;四是博弈双方的自我约束能抑制短期过度投机,有利于实现“慢牛”;五是有利于形成优胜劣汰机制,有前景的优质公司将获得长期的高价融资能力,做大做强,劣质的公司将逐渐被边缘化;六是“犯错者将被群狼猎杀”,有利于改善股市投资者结构,形成长期价值投资理念;七是做空机制会使上市公司丑闻及时被揭发,提高其透明度,有利于监管。   总之,融资融券、股指期货作为初级的衍生工具,其风险可控,其必要性、紧迫性和给市场带来的好处毋庸置疑。如果中国股市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尚且不敢推出融资融券、股指期货,那么将来又如何能应对金融开放的挑战呢?上海、深圳想要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永远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眼下,这一切都要建立在管理层勇于自省、变革、进取的基础之上。否则,如果连政府高层都只是把股市当作免费“提款机”,那么地方政府、大股东、企业管理层们又怎能不把上市公司和散户当作待宰的“羔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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