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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六大特征

华股财经 2008年08月04日 15:00:32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迟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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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国务院“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致力于经济改革问题与经济政策研究,研究的重点是转轨经济理论与政策。   我国30年改革发展,使得我国已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以十七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开始进入“四位一体”全面改革的历史发展新时期。要实现全面改革的新突破,就要求加快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新阶段全面改革的实质性进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迟福林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构成了我国30年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背景。   3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已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从而全面、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进程。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仍将有赖于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改革开放实现我国从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的历史性转变   我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经济转轨大国。在加快推进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与发展并举,构成了30年来我国发展阶段的一个基本脉络。   第一,我国已开始步入到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从发展阶段看,一个国家或地区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发展,可以粗略地划分为生存型社会和发展型社会。在生存型社会中,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社会,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   经过近30年改革,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2006年,我国的GDP总量是1978年的57.5倍、进出口贸易总额是1978年的85.3倍、财政收入是1978年的34.2倍。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我国目前处于新的发展阶段,即由生存型社会开始进入发展型社会。   对此,我们可以从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五个参考性指标变化,来判断我国开始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到发展型社会的历史性变化。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到2002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1100美元;初步估算,到2007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了2550美元左右。由此,实现了我国要达到小康水平目标,即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国家水平(人均国民总收入1000美元)。   从产业结构变化来看,用产业结构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阶段时,通常把第一产业产值不超过10%(亚洲国家不超过15%)、第三产业产值超过40%作为一个参考指标。2001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降到15%以下,第三产业产值首次超过40%。2007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已经下降到11.7%水平。   从消费结构变化来看,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至59%为温饱,40%至50%为小康,30%至40%为富裕。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1996年降到50%以下,200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降到50%以下,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整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到2006年,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到35.8%,农村恩格尔系数则降到43%。   从就业结构变化来看,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工业化初期结束的标志之一是农业劳动力比重不超过55%;工业化中期结束时农业劳动力比重低于30%。我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在2000年低于50%;到2006年,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42.6%。   从城镇化进程发展来看,根据世界银行对全球133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表明,当人均GDP从700美元提高到1000美元至15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国家行列时,城镇化进程会加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0%至60%。从我国来看,2003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40%。到2006年,我国这一指标进一步提高到43.9%。   第二,30年的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进入发展型社会的主要动力。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实现了发展阶段的有力提升。例如,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所取代了单一的公有制、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取代了政府集中管制的价格机制、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的宏观调控取代了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的基本格局。总的来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条件。   当然,我国实现发展阶段的跨越不仅与经济转轨同步,而且还与社会转型同步。我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这使得我国面临空前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革。在这个背景下,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复杂的社会结构。   其中,市场化改革对我国发展阶段的跨越贡献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是以渐进方式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市场化改革是促使我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主要动力。因为,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逐步代替政府,成为资源配置主体,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保障了资源的优化使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市场化进程还伴随着思想解放思潮,改革开放实践又释放了思想解放动能。可以说,这是导致我国经济活力得以释放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2000年至2005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增幅及近30年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贡献等都足以说明,30年来市场化改革不仅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还激发了经济活力,并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这为我国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奠定了坚实基础。   观察我国改革开放历史发现,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思想不断解放是我国30年来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指导思想下,我们破除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教条,在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实践探索。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变革,投资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宏观调控等方面的改革均取得了长足进展,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同样,我国通过对外开放,成功地抓住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机遇,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来发展壮大自己。变封闭、半封闭的经济体为全面开放的经济体,既弥补了自身发展资本的不足,利用外部市场缓解了就业的压力,也有效地促进了国内改革的步伐。这表明,我国发展阶段的跨越与国际化进程也是相适应的。   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这是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背景。这个过渡既带有“转轨中发展”又带有“发展中转轨”等特点。   改革发展历史新阶段有六大特征   当我国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时,“生存性”压力明显减弱,“发展性”压力却全面凸显。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中,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会带来巨大的发展活力,但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这种变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但也提出了严峻挑战。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改革发展会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逐步扩大趋势。到2006年底,我国的GDP总量只占世界的5%左右,但却消耗了世界近25%的钢材、34%的煤炭和50%的水泥。这一矛盾也开始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导致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反映了一些体制和机制中还存在着严重缺陷。   第二,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潜力与体制机制存在缺陷的矛盾。在未来10年至20年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9%左右的年增长率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当前粗放型经济增长问题还比较突出。这反映了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体制和机制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缺陷。例如,商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比较高,但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化及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环境成本形成机制改革仍严重滞后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在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但也具有波动比较明显特征,这反映了宏观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仍较为突出,又折射出经济结构性改革滞后问题。以通货膨胀为例,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通货膨胀,这不仅是预算软约束下投资膨胀的单一问题,而是反映了与利率和汇率等机制改革滞后等有密切联系的经济结构性矛盾。   第三,经济总量、物质财富不断增加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劳动报酬的增长水平明显低于经济增长水平。例如,1998年至2005年,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和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30%,但城市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年均增长只有9.9%。近30年改革开放,我国企业产值年均增长10%左右,但劳动者薪酬年均增长仅为1%至3%;二是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扩大趋势。在2001年至2005年,高收入家庭年均收入增长高达15%以上,但低收入家庭年均收入增长仅为5.3%左右;三是城乡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如2006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3倍左右。如果把各种福利因素计算在内,我国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大约在5倍至6倍。   第四,全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近些年来,全社会公共需求增长速度相当快,而且社会公共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另外,基本公共服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有研究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在导致我国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影响因素中占有相当大比例。   第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公共治理滞后的矛盾。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公共治理方面仍然面临很多矛盾和问题。例如,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比较突出、行政成本增长过快、体制性、机制性的腐败问题比较突出等。   第六,推进全面改革是解决发展中矛盾与问题的根本出路。从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变化的周期性、阶段性特征来看,我们需要减轻新阶段的发展性压力,需要进一步突破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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