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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交易全国推广,农民工工资水平会大幅提高

来源:华股财经 编辑:华股编辑 时间:2019年03月06日 23:44:03

原标题:宅基地交易全国推广,农民工工资水平会大幅提高

乡村宅基地交易的试点正在稳步推进,媒体上已经可以看到多篇有关报道。

笔者认为,在将试点经验全面推广前,有关部门还应该做一件事:对宅基地交易推广后可能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评估。预先评估的理由是,相对于全国来说,试点所涉及的几十个县农民工数量有限,不会影响大局;但若将试点经验推广到全国,就可能对整个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宅基地交易会大幅度提高乡村住房开支

2017年,中国农户竣工住宅每平方米平均造价为882.2元,其中,平均造价最高的浙江省为1464.5元,最低的甘肃省为602.7元。同年,全国每平方米商品房住宅的平均销售价格为7614元,扣除包括在住宅中的别墅与高档公寓后,平均销售价格为7365元,远高于农户竣工住宅的平均造价。

农户住宅便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作为村组成员,乡村居民可以几乎免费获得宅基地。如果宅基地不是分配,而是通过交易购买的,那么,农户新建住房的开支中,将增加购地费用。农户建房开支将因此增加多少,笔者根据媒体报道的两个案例,估算如下。

今年年初,浙江省义乌市两街道拍卖宅基地。79间宅基地(每间36平方米)被28户农户买走,总成交价款3636.6万元。据此计算,每间及每平方米宅基地的均价分别为46万元和12787元。即使不扣除院子占地,建3层或5层楼房,按建筑面积计算,分摊到每平方米住房的购地费用,建3层楼房时为4262元,建5层楼房时为2557元。2017年,浙江省农户竣工住宅每平方米平均造价全国最高,但也只有1464.5元。购地费用高于住房造价。

同样是今年年初,湖南省浏阳市洲田村拍卖68宗宅基地。宅基地的底价分为6万、7万、8万元三个等级。最高成交价为18.8万元。如果三个等级取中间,每宗土地上所建住房建筑面积平均为200平方米,按拍卖成交价高出底价50%计算,分摊到每平方米住房的购地费用为525元,2017年,湖南省农户竣工住宅每平方米平均造价为1182.0元。购地费用相当于住房造价的40%~50%。

洲田村距离浏阳市区约10公里,且不在公路干线上,与经济发达的义乌两街道相比,该村的宅基地购买费用与比例应该更接近中国乡村的一般水平。

笔者的结论是,对全国农户而言,宅基地交易将使住房造价提高50%左右。

推广宅基地交易会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

在全国推广宅基地交易,允许农户在县域(甚至更大范围内)购买宅基地,会大幅度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理由有三条。

第一,农民工现有工资水平,是在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条件下形成的。

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就业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在非技术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的条件下,用工方之所以愿意招募农民工,除了用工灵活、可以专门使用劳动生产率高的青年农民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村生活水平与开支(包括房价)大大低于城市。农民工的家属留在家乡,家庭用房也建在家乡,乡村的低生活成本使农民工的工资底线(即劳动经济学中所说的保留工资)远低于城镇户籍职工。北京大学卢锋教授的研究表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一直徘徊在大约相当于城镇正式职工工资50%~60%的水平。直到今天,这一比例仍然维持不变。

2004年以来,农民工相对缺乏,工资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开支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例如,农户竣工住宅每平方米平均造价从2005年的334.4元,增加到2017年的882.2元。同样按每户住房200平方米计算,农民工回乡建房的开支就从6.7万元增加到17.6万元。再如,2004年还没有多少人听说过的智能手机,今天已经成为农民工工作和消费中的标配。

因此,在现有工资水平下,平均来说,农民工几乎不可能通过节衣缩食,把购买宅基地的费用省出来。

第二,购买宅基地建房,是收入较低农民工的刚性开支。

若想获得新住房,农户有三种办法。一是在集体免费分配的宅基地上建造,二是在买来的宅基地上建造,三是直接购买商品房。

采用分地建房的办法,农户只需要出建房费用(包括建材及人工),经济负担最轻。但中国乡村分配宅基地大多数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如果村民小组位于交通与非农就业不便、远离公共设施(如小学或幼儿园)的偏僻地区,则新房带来的幸福感会大打折扣。

采用购买商品房的办法,农户可以按照自己对交通、就业、配套措施等方面的偏好,在不同的地区和城市中,选择自己喜爱的住房。但商品房的价格中不仅包括了建房费用,还包括了地价、税费、开发商的成本和利润,因而其销售价格是分地建房开支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就是商品房售价最低的内地县城,也需要3000元~5000元。

通过宅基地交易买地建房,其利弊介于上述两种办法之间。由于多出了购买宅基地的费用,每平方米住房的开支为1500元~2000元,要比分地建房贵500元,但比进城买商品房又低得多。由于宅基地交易可以跨组、跨村、跨镇、在县级单位内进行,因而与分地建房相比,买进宅基地的农户在交通、就业、配套措施等方面有较大的选择余地。

2016年,全国工作与居住都在城镇地域内的农民工(即进城农民工)中,已购买商品房只占16.5% ;同时,户口在各方面条件较好的城郊或城中村、不需要另行购买宅基地的农户,大约占全国农户的10%;即使把今后几年内有可能购买商品房的农户也算上,全国农户中,不需要购买宅基地的农户也占不到一半。可见,宅基地交易一旦在全国推广,为建房而买地会成为一大部分农户的刚性开支。

第三,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

农民工所从事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非技术工作。最迟从40岁开始,这类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就随着年龄的增加先慢后快、逐步下降,因而50岁(或60岁)以上的农民工,就因年老体衰而成为城镇用工方最不欢迎的农民工群体。

前些年农民工工资的温和上涨,是因为高劳动生产率的(青年)农民工供不应求。当这种供不应求从青年农民工扩展到中老年农民工时,就会推动农民工工资加速上涨。

制造业“机器换人”确实在逐步减少农民工需求,但与此同时,快速发展的服务业(如快递、外卖、家政)更多地增加了农民工需求。

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如何,只要用一个指标就可以判断:每年新增农民工中,50岁(或6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的比重。

从大约5年前开始,农民工供求形势巨变。2016年与2013年相比,50岁以上农民工共增加1321万,超过了同期中国全部农民工1277万的增加量。2017年,中国农民工人数比上年增加了481万,同年,50岁以上农民工人数比上年增加了711万,其中60岁以上的增加了222万,占同年50岁以上新增农民工的近1/3。这意味着在城镇现有工资水平下,能够成为农民工的乡村劳动力资源已接近枯竭,从而为农民工工资的快速上涨创造了前提。

近来媒体上有关珠三角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开出万元月薪、北京月嫂工资普遍上万元等报道,极可能是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的预兆。

建房开支与工资“双增”意味着什么

买宅基地建房,农户建房开支大幅度增加。如果农民工的工资也相应增加,那么,除了前面提到的在哪里建房选择余地增加外,农民工还能得到什么?

笔者认为,建房开支与工资“双增”将使一部分在家乡照看老幼病残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因而有利于减少乡村留守人员、促进农民工家庭城镇化。

中国现有1.6亿~1.7亿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出的比例,多年来维持在略高于20%的水平上,其余1亿以上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是“就业在城镇、家属留乡村”。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双低”——乡村低建房开支加低日常消费开支、农民工低工资收入——有关。农户只有把住房建在本村组,才能免费获得宅基地,从而大大降低建房开支;而与乡村低生活开支相匹配的低工资,则意味着进入高生活开支、高房价的城镇落户后,农民工家庭将收不抵支。因此,在“双低”条件下,农民工的选择就只能是:自己工作在城镇、家中的老幼病残留乡村,自己进城住宿舍、家庭用房建在乡村。

留在家乡的老幼病残需要有人照看,因而外出农民工家中的劳动力不得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进城工作,另一部分留在家乡乡村照看老幼病残。以儿童为例,根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报告,全国乡村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工作的儿童数量为6102.55万。其中,儿童自己单独居住的仅占3.37%,其余5900万儿童由外出农民工的配偶、父母或亲戚来照看,估计这部分劳动力数量在4000万以上。此外,还需要加上因照看老、病、残而留在家乡的劳动力。

有些乡村经济比较发达、非农就业岗位较多,留在家里的劳动力可以一面工作,一面照看家属;但也有不少乡村地处边远、经济不发达,留在家里的劳动力除了照看家属外和干少量农活外,大部分时间没活可干。但如果这些劳动力带上所照顾的老幼病残进城,一方面城镇生活开支远高于乡村(包括增加的房租),另一方面为了兼顾照看家属,这些劳动力的收入远低于把家属留在乡村、可以没日没夜加班的那些农民工。比较收支的结果是,这些劳动力与其进城,还不如留在家乡,专门照看老人孩子。

如前所述,推广宅基地交易会使建房开支与农民工工资双双大幅度上升。建房开支大幅度上升,则“家属留乡村”的开支大大增加,城乡生活开支差距缩小;农民工工资的大幅度上升,原来留在乡村的劳动力带着所照看的老幼病残一起进城,经济上就不再得不偿失。建房开支与农民工工资“双增”的结果,是一部分农民工家庭有意愿也有经济能力城镇化。

之所以强调“一部分农民工家庭”,理由是:首先,农民工内部存在相当大的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275元,其中农民工最高20%收入组的月均工资已经达到8823元。工资的大幅度上升会使原来收入相对高、但仍进不起城的一部分农民工家庭具备进城落户的经济能力。

其次,不同年龄的孩子需要照看的程度和花费不一样。3岁以下的孩子只能由家人整天看着;3~6岁的孩子可以送非义务教育的幼儿园,但开支不小;6岁以上孩子上的是属于义务教育的中小学,经济负担较轻,看护者可以有较多时间工作挣钱,因而家有学龄孩子的乡村劳动力更有可能或举家一起进城,或在家乡县城买房或租房、让照看孩子的劳动力边工作边照看孩子。

建房开支与农民工工资“双增”有利于农民工城镇化,但对其他阶层有不利影响。如前所述,免费分配宅基地降低了乡村建房成本、进而(与农民工供过于求一起)压低了农民工工资。低工资一方面增加了用工企业的利润,另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了廉价的产品与服务。这意味着企业与消费者分享了乡村免费宅基地带来的利益。

反之,推广宅基地交易和农民工工资上涨的后果,也会分摊给企业和消费者,特别是产能过剩、产品无法涨价行业的企业,以及所在行业因不景气而减员、生活开支因还房贷而很难下降的一部分城镇居民。如何在推广宅基地交易、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是需要及早考虑的问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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