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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于泽:省会城市不只有变成特大城市一条路

来源:华讯财经 编辑:华讯编辑 时间:2011年08月25日 11:47:58

  安徽省22日宣布撤销地级巢湖市,原巢湖市所辖一区四县行政区划分别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而根据合肥市“十二五”规划纲要,合肥市将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2020年人口规模达到1000万。

  据媒体分析,安徽撤销地级巢湖市有其合理性,因为巢湖市本身没有一个中心城市,其所辖一区四县是被行政硬性捏合在一起的。撤销巢湖市,是符合地缘政治规律之举,等于是纠正了一个历史错误。至于做大合肥市,就是一个明智之举的顺理成章的结果,并非专为做大合肥市而做大合肥市。不管怎么说,合肥市已经走向了“做大做强”的道路。

  “做大做强”现在是中国的一个热词,企业要“做大做强”,城市也要“做大做强”,而且“做大”排在“做强”之前,意味着“做强”的前提是“做大” 。结果国内的城市,一律向大的方向狂奔。其中最早“做大”的当数重庆,接着则是湖南“长株潭”。为了竞争所谓“中部地区中心城市”,若干城市已经暗战多年。还有西安与咸阳,听说也要大成“一体”。

  按照个中逻辑,似乎大就是好,大就是目标,决心“做大”是有追求的表现。但认真而冷静地想一想,城市大了也未必就是什么好事。从国际经验看,大城市的坏处很多:交通拥堵,空气质量下降,摩天大楼给人节约土地的假象,实际上能源和资源浪费巨大,各种社会风险积聚,人际关系冷漠。西方大城市在向离散形态发展,而我们却在通过行政命令“做大”城市。应当说,这是逆世界潮流而动。

  在逆世界潮流而动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原因,也就是中国人以身为大城市人为荣。出生在一般的城市甚至是大城市也不行,还必须是最大的城市,上海人长期把京沪之外的中国人统称为“乡下人”,是这一心理的集中反映。大城市,意味着好的出身,意味着洋气,意味着高人一等。

  但从制度层面起决定作用的,其实不是文化,而是无所不在的对城市的“论大排大”。城市之间,不论生活品质或幸福指数,而论GDP总量排名。近年又有所谓一、二、三线城市之分,实际上也是城市大小的一种新分法。城市要大到一定程度,才有权修宽阔的马路,才有足够多的建设用地。市长的地位,也完全取决于GDP总量,大城市的一把手晋升的机会就多。中央有关发展的优惠政策,总是给予足够大的城市。城市大到某种程度,就成为所谓直辖市。这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一种体制,它鼓励人们把自己的城市“做大”,而且是越大越好,大等于强。

  大城市有它大的优势,可以极大地增强工商业的规模效应,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但从世界城市发展史看,逻辑也未必全然如此。比如欧洲经济发达,但真正的特大城市也极少,德国的大城市更少。在美国,中国式特大城市也屈指可数。相反,欧美都有大批明星小城市,像美国的西雅图、亚特兰大,经济非常繁荣;像法国的戛纳、意大利的威尼斯,是世界级旅游胜地。可见,城市的生命力并不在大。

  我们的国情是人口多,但这是不是大建“特大城市”的理由,目前还存疑。可以确定的是,一些城市做大之后,千城一面,非常无趣。比如苏州、杭州,原来号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现在无非是两座制造业城市。它们的“做大”,是行政力量硬性做大的。这种“给政策”的做法,造成了很大的不公,突然地做大使城市原住民边缘化,同时也使其他城市被边缘化了。把某几座城市做大了,让有些人有了成就感,但世界是不是更美好了,实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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