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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念鲁:人民币国际化应该三步走

来源:华讯财经 编辑:华讯编辑 时间:2011年02月18日 12:49:24

  吴念鲁,重庆人,我国著名国际金融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行长、《国际金融研究》杂志主编,曾赴西德商业银行和瑞士银行及瑞士圣加仑经济学院进修。现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学术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高等院校兼职教授。

  吴念鲁长期从事国际经济金融研究、实务与教学工作,主持多项国家级重点课题研究,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并撰写和主编了近20本金融专著与教材,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有些在香港和国外报刊上转载,有的获得全国性奖项。此外,他还主持了全国“八五”重点课题《西方主要资本市场及我国对外筹资选择》,《中国外债模型》,以及2009年《中国金融产业安全报告》等项目的研究。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国际国内金融的诸多方面,尤其在国际收支,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研究,外汇风险及其防范,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和实践经验。他积极参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外汇体制的改革。他的学术观点和商业银行经管理念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的影响。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您一直辛勤工作在金融研究岗位,首先请您谈谈自己是如何与金融结缘的。

  吴念鲁:我196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最初被分配到《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3个月后,因人民银行缺少德语翻译,组织上就安排我去中国人民银行。当时我非常喜欢新闻行业,希望做编辑工作,对去银行感到犹豫,于是征求父亲意见。没想到,做出版工作的父亲通过电报,只回复了“去银行”三个字。这样,我就到位于北京西交民巷的人民银行总行报到了,被分配到人民银行国外局(中国银行)研究组。该研究组的前身是国民党时期的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曾拥有冀朝鼎、丁鸪等一大批著名的经济金融专家。我当时的工作主要是翻译德语方面的金融资料,同时还要编外汇行情表。为了编制外汇行情,我每天要骑车到东单的外贸部商情研究所取路透的电条,编制美元对西方主要货币的外汇牌价。最初是将编好的外汇行情表复写16份,寄送到在京相关单位和中国银行几大口岸行,同时每周两次刊登在外贸部的《外贸商情》报纸上,供外贸部门和银行作为定价、核算和记账的依据。面对每天涨跌起伏的外汇行情和期货行情,我逐渐对国际金融产生了兴趣。我开始阅读金融方面的书籍和一些苏联的教材,同时我注意向身边的同事学习,不断积累金融专业知识。后来,我负责研究和预测西德马克的汇率变化。这促使我去更广泛地关注国际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情况,并深入研究包括西方的货币政策、银行、金融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这样,我终于下定决心把国际金融研究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回想起来,我在银行的第一项工作就与汇率有关,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后来的研究方向和工作经历。1963年,中国银行从事研究的人员,都并入了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我到了河南淮滨五七干校。1972年,我重新回到中国银行工作。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银行业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分设出来,并成立了国际金融研究所,这时,我重新系统地阅读西方金融著作,了解掌握西方金融业的最新动态。经过多年的知识积累,我撰写了许多有分量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中国金融》、《国际金融研究》、《世界知识》等重要报刊上陆续发表文章。1981年,我被评为副研究员,并成为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国际金融方向的首批研究生导师。1986年我被评为研究员并被任命为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和秘书长以及《国际金融研究》杂志主编。

  记者:在您的研究生涯中,印象最深的有哪些事件?

  吴念鲁: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有几件事令我终生难忘。1980年1月底至2月初,我参加了国务院进出口委员会、中国银行、社科院等单位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关于利用外资的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扩大对外经济往来和吸收利用外资。当时的中央领导曾对利用外资作出重要批示:“外贸工作要把生意做活,更多地积累外汇。”邓小平副主席也指出“有外资不用是蠢,用得不好更蠢”。由于从1949年到1978年的过去30年中我国长期实行 “闭关锁国”的政策,对内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对外贸易坚持进口与出口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许多人依然认为利用外资是搞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在利用外资问题上,仍存在相当多的困惑和阻力。而这次学术会实际上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外资和整个宏观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在会上,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汪道涵作了主题报告。他讲了关于利用外资的几个问题,提出几个艰巨任务。与会者献计献策,积极探讨如何借好、管好、用好外资,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会议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利用外资的标准。这是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个关于利用外资的学术研讨会,对于我国利用外资具有开创性意义。

  在这个会上,我提交了一篇题为《利用外资与国际收支平衡》的论文。我针对当时利用外资存在需求和供应脱节的现象,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没有用国际收支平衡的观点、综合平衡的观点来指导外资的利用和组织。为此我提出要编制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我觉得通过完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可以对未来年度的国际收支进行规划和预测。不仅可以预测贸易和非贸易的收支可以达到多大的顺差和逆差,而且还可以考虑到对外的负债到什么时候应该付利息,外国投资利润的汇出,不仅要考虑到资本收入的可能,而且要考虑必须履行的资本支出。这样,就可能把外资的收支全部纳入国际收支计划,这对促进我国合理利用外资,起到一个心中有数的指导作用。而过去国家统计局只编外汇收支表,只反映外汇的增减,没有把资本项目编进去,没有按照综合平衡、复式会计的方式来进行编制。会后我把这个建议送给了国家计委统计局,国家计委的领导作了批示,国家统计局约我就改编工作进行了几次讨论。我当时还设计了一个式样。因为这个建议,后来国家统计局和外汇管理局一起召开了专门会议,按照我的提议,编制了我国第一张国际收支平衡表。

  1983年1月,我参与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的筹备工作,此后我长期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通过各项活动,推动和促进了我国金融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以及教学工作的发展,进一步促进理论与实际的紧密联系,从而有助于提高我国在该领域的整体素质。

  1984年6月4日,我在《经济日报》头版发表了《从西方黄金用途谈我国的黄金销售》一文,在国际黄金非货币化的背景下,我率先提出应藏富于民,在国内扩大黄金首饰、工艺品、金币的生产与销售。我的观点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得以迅速实施,这对于搞活我国黄金市场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后来还多次收到黄金饰品企业发来的感谢信。

  1991年夏,中央政策研究室在中南海召开会议,江泽民总书记和宋平同志就世界经济形势以及对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听取意见。当时被邀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孙尚清等7位同志。作为来自银行系统的唯一专家,我在会上分析了1990年国际金融形势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提出了应采取的对策。会后,宋平同志还专门询问我关于我国外汇储备中国家外汇库存与中国银行外汇结存的关系。我一一作出了令他满意的回答。

  1991年秋,联合国贸发会邀请我在资金委员会上,就世界经济发展态势作主旨发言。我提出:“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金融的格局基本上仍在80年代多极化、区域化、集团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支配这种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是从当今世界发展的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出发的。对此,可以归纳为八个字:依存、合作、竞争、发展。”这一观点仍然适用于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如区域经济贸易集团的形成、治理金融危机的联合行动、国际贸易摩擦矛盾等。目前,尽管世界经济贸易发展仍然很不平衡,但世界经济会向着多极化、地区化和集团化方向发展,国际经济关系是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与竞争,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发展。

  记者:您曾经在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工作多年,这段经历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吴念鲁:1992年至1997年,我被委派到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任总经理。这段经历使我第一次可以把多年的理论研究用于实际工作之中。为了尽快熟悉当地情况,我主动走访当地华侨社团,听取他们对银行工作的意见。鉴于分行原有办公楼面积狭小、客户停车不便,我毅然决定购买新的办公楼,把营业面积扩大了4倍,此举为分行以后的业务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针对分行长期以来压低存款利率导致存款增长缓慢的情况,我认为,不能靠压低存款利率来赚钱,而应该在资金运用上赚钱。为了多吸收存款,我们将利率提高到与当地大银行利率水平一致,并对大客户实行优惠。在资金运用上,我们更注重资产质量,调整资产结构,增加投资规模,以此获取更多的利润。与此同时,我们下大力气强化内部控制机制和业务经营管理,增加业务品种,完善整章建制。我认为,这是加强管理,控制风险的根本保证。

  那时,正处在欧元孕育阶段。根据多年的理论学习和职业敏感,我断定欧元一旦面世,随着成员国经济趋同,利率也必然会会向低水平趋同。于是,我决定购买了大约3亿多美元的欧洲各国政府债券。这一项决策有效地改善了分行的资产结构,保证了流动性、收益性与安全性的统一,给分行每年创造了1000多万美元的收益。我把上述研究和判断写了《欧元启动前的三大问题》一文发表在1997年10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在我任职的5年多时间里,分行所创造的效益占分行建行18年来全部利润的70%,经营状况名列中行海外分行第一名,人均利润为每年50万美元,资产和资本回报率分别高达1.3%和130%,而不良资产率不到1%。在当时卢森堡全国220家银行中,我们分行的综合效益列入前10名。

  在卢森堡分行的经历使我树立了现代银行经营理念,它带给我的经营启示是:商业银行管理者必须依法合规经营;要调整好负债结构和资产结构,合理有效运用资金,控制各种风险;要有适合客户的产品或超前的产品,没有好产品,就没有生命力;银行一定要依靠科技手段来提升竞争力;人才的培养团队的建设,整个企业的竞争力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这一经历使我认真思考,我国商业银行如何确立和完善海外发展战略,必须把实现海外本土化和调整优化海外组织架构放在重要的位置上。2004年我出版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高校教材以及许多其他文章,都包含了我在卢森堡工作的许多研究与实践总结。

  记者:作为一名资深学者,在当今社会,您认为治学精神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如何才能始终遵守这些原则?

  吴念鲁:我认为,做学问必须始终秉持求真务实的态度。首先,要敢于坚持真理。我将其总结为20个字:“不为尊者唯,不为权者唯;不为尊者讳,不为权者讳。”在尊者面前、在有权势人的面前,不唯唯诺诺,敢于直言;即使看问题与他们意见相反,也从不隐藏自己的看法。其次,要开拓创新,独立思考,勇于探索,敢于自我修正。再次,要加强自身修养,脚踏实地,淡泊名利,心胸坦荡。这是做人根基,也是最明智的生活观。这样做人可能会受委屈于一时,但决不会跌倒在生活的长路上。做人做事必须有道德标准和行为底线,在金钱和物质的诱惑面前才能挺得直站得稳,做学问才不至于虚浮空洞甚至抄袭造假。

  记者:您在学术研究中的主要心得和体会有哪些?

  吴念鲁:一是要掌握扎实的学科基础理论和知识。我本人在大学读的是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经济学理论基础和基础知识很差。我从收集、编写资料入手,在参与、编著《外汇基础知识》、《国际金融学概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国际金融研究》等教材和审阅编辑有关国际金融教材和杂志的过程中,迫使自己对相关基础理论、基础知识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否则就无法编写、审阅教材和相关文章。

  二是要善于借鉴吸收本学科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牛顿说过:“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因此,阅读古今中外经济学的经典有助于自己的思考和研究。我一直强调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这也能丰富我们的生活阅历,增强思考能力。

  三是头脑中要经常有问号,要学会独立思考。遇事要问一个为什么,要学会独立思考,撰写学术论文也应如此。比如,在研究西方经济金融危机根源时,往往只强调外部原因,把危机症结归之为“在于当前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其种种弊端”。但是如何对其内部与外部、局部与整体、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究竟应如何分析和判断?如何把握好它们之间的关系?还须作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四是要善于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改革开放30年来,引进外资对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审视引进利用外资得失时,必须充分肯定其作用,但是如何全面、科学、辩证地来分析和考虑十分重要。对利用外资问题,我一直进行跟踪研究。在引进外资上,如何取得双赢或多赢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经济、金融安全问题。因此,我主张,凡是涉及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必须认真权衡是否引进外资;可以允许外资参股,但不应让外资拥有控股权。

  五是理论与实际必须紧密结合。首先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要不断去思考。我在理论研究中十分注重联系实际,强调理论要为现实服务,要以各个时期的国家经济建设中心为研究重点,不能闭门造车。我常对自己的学生说:“金融研究必须关注现实问题,要对社会经济变化作超前的研究,不仅要研究热点,而且要研究潜在热点和问题,对具体问题提出对策性建议并做可行性研究;要对政治、经济、金融领域发展变化和已执行的政策措施作比较性、规律性和总结性研究。”

  记者:目前人们十分关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吴念鲁:资本项目可兑换(即货币可兑换)与货币国际化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货币可兑换不等于货币国际化。一国货币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不意味着该国货币一定能成为国际货币。比如,新加坡元、俄罗斯卢布都是可兑换货币,但不是国际货币。其根本区别在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以供给为主导的,是货币发行国政府根据外汇供给以及其他因素进行决策;货币国际化是以需求为主导的,主要是由非居民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偏好所决定的。

  同时,两者又具有内在联系:可兑换是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可兑换和国际化两者可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货币可兑换可推动货币国际化,货币国际化又可以促进货币可兑换进程。在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已成为必然趋势,但是在资本项目可兑换前实现的国际化,只能说具有国际化的功能,但称不上国际货币。

  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的标准可概括为:人民币是否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价值尺度的职能并被广泛作为国际经贸往来的计价单位;人民币是否成为国际清算货币以及在国际贸易结算中被使用的比重;人民币在国际融资中被使用的比重;人民币是否作为国际干预货币使用,即能否为各国政府中央银行所持有并作为外汇平准基金来干预外汇市场;人民币能否发挥国际储备资产的职能;人民币在世界上的流通数量以及在国际金融中心的交易比例。

  就目前情况看,人民币完全国际化还存在着众多的障碍。从经济层面看,中国经济还存在比较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比如说消费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要有待较大提高。从金融层面看,人民币国际流通量增长不足,国内金融市场深度、广度和国际标准化程度不足,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没有完全实现,金融体系仍然比较脆弱,大规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基础并不稳固。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有恰当的路径、明确的整体发展战略和具体措施。首先,在地域扩张上采取“三步走”,即坚持人民币周边化、人民币区域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取向。其次,在货币职能上也采取“三步走”,即坚持人民币结算货币、人民币投资货币、人民币储备货币的取向。上述“三步走”中的每个步骤都是相互衔接、相互交叉进行的。尤其是各个阶段要与资本项目的开放相配套、相衔接、相呼应。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战略必须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进程相一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既符合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根本需要,也符合世界整体金融和经济利益。

  记者: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后,人们纷纷呼吁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彻底改革,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吴念鲁:此次危机集中暴露出美元霸权所蕴含的种种弊端和风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首先,要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本位制,以解决国际流动性出现的大幅波动。除了要强化特别提款权这类超主权货币的地位之外,还可以考虑增加大宗商品在稳定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其次,要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此外,要加强对汇率和国际收支的监管。要推动这些改革,其前提是要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现行的“游戏规则”。当然,我们不可能指望短期内改变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状况。

  记者:除了国际金融领域,您也一直关注我国的商业银行改革。您认为在股份制改造完成之后,我国商业银行发展还应当在哪些方面予以加强?

  吴念鲁:对于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我一向坚持这样的观点:不能为上市而引进战略投资者,更不能为上市而上市,股改成功与否,只能从具体运营中考察。要通过一些指标进行全面评价,比如,看其存款市场占有率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看税前利润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不良贷款率是下降了还是上升了、看职工的凝聚力是增强了还是减少了,看竞争力的排名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2005年以来,我针对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准备在境内外公开上市并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提出了一些看法。比如,如何定价,按净资产作价是否合理;如何衡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如何防止套利变现,恶意收购;如何鼓励相互持股参股;如何引进境内战略投资者;如何增加和创造中资投行做保荐人的条件;如何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引导外资进入的领域;如何加强监管外资的频繁流动对经济、金融造成的冲击和风险。

  在股份制改造完成后,我认为商业银行应当特别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是银行创新和持续发展的源泉,是提升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证。因此,在股份制改造完成后,商业银行应当把企业文化建设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要尽快培养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增加员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使员工的自我价值与企业的价值高度结合并保持一致。同时努力打造各具特色的企业品牌和产品,提高为客户服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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