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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家评论丨科学家邓稼先临终前的愿望纪实

来源:华股财经 编辑:华股编辑 时间:2019年02月23日 15:18:33

原标题:宣讲家评论丨科学家邓稼先临终前的愿望纪实

“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须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为了祖国的强盛、中华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一批又一批科技精英,英勇奋斗,勤奋钻研,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顺利发展,为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了自己的一生,可歌可泣。“他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科学家邓稼先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不能说自己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这一消失,就是整整28年。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于北京,享年62岁。在建国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本文追忆邓稼先临终前在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三次手术的生活片断,以此纪念这位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优秀儿女。

邓稼先被确诊恶性直肠癌。1985年8月10日,医院实施癌症切除手术。

1985年7月的一天,邓稼先从绵阳专程赶到北京开有关高技术的会议,妻子许鹿希关心地问他的肝怎么样。他觉得肝脏没有问题,但是告诉妻子,大便困难,肛门有时痛得无法坐下来。许鹿希便催他去301医院做个检查,邓稼先原想到医院拿一点润肠药就回来,他考虑到会议时间紧张,没想到经过仔细检查后,医生严肃地问他:“怎么到现在才来?!”

“怎么到现在才来?”这个问题邓稼先从来没有想过。他知道九院职工近几年有过几次查体,但他自己一次也没有检查过,因为大家体检时,他不是到罗布泊去了就是到其他基地去了,有时一个月从一端到另一端穿行国土两趟,忙得直不起腰、喘不过气来,当然就顾不上去医院查体。

“别走了,立即住院。”医生态度和蔼但语气很坚定。

其实,他早就料想这一天会到来,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这一天是1985年7月31日。

六天后的8月6日,活体取材检查手术做完了,张爱萍将军焦急地问医生,“活体检查怎么样?是不是扩散了?”“这种检查按常规要在一周之后才能知道结果。”医生实事求是地回答道。张爱萍着急了,他低头不语。良久,他说,“我告诉你们,今天检查的病人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你们尽快拿出化验结果,我就坐在这里等着。”听说邓稼先病了,75岁的张爱萍心急如焚。前几天,邓稼先向张爱萍及有关领导汇报九院重建情况。张爱萍一见到邓稼先就有些吃惊:“你怎么瘦了?气色也不太好。”“不会吧,没有什么变化呀!”邓稼先知道张爱萍不是一般的见面问好。从他的神色里更从他的为人上感受到他是真切地关心。而周围的人没谈到他这方面的变化,自己也没感觉到。张爱萍依然认真地问:“你最近身体怎样?有什么不舒服吗?”邓稼先说:“其他没有什么”,“只是做了一般的治疗,没做什么检查”。“那就到301去好好检查一下。我来给你联系。”张爱萍说着,就打电话给301医院领导。

半小时后,冰冻切片的结果出来了,确诊邓稼先患的是恶性直肠癌。

四天后,即1985年8月10日,301医院组织专家全力为邓稼先实施直肠癌切除手术。这天清晨,张爱萍将军很早就来到了医院,九院和核工业部的领导也都来了。眼里噙着泪水的许鹿希,她自己就是北京医科大学的教授,她当然清楚癌症的严重性。手术后的病理诊断是“肿瘤的病理性质是恶性程度较大的低分化、浸润性腺癌,直肠旁淋巴结七个,全部有癌转移……”

得知如此不祥的结果,张爱萍心痛不已,他指示301医院领导:“马上安排住院,为邓稼先同志专门组织一个医疗小组,尽快研究出治疗方案,我听你们的方案汇报。”张爱萍一天几次电话询问邓稼先的有关情况,亲自参加了手术方案的研究,并就麻醉、输血、主刀医生及术后特护等事情一一进行了审核,还特地向参加邓稼先手术的医务人员讲了话:“我代表国务院、中央军委希望你们、也拜托你们全力以赴、精益求精、慎之又慎地为稼先同志做好这次手术,要把这次手术当成攻坚战来打,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取得成功的!拜托大家!谢谢大家!”

此刻,邓稼先的身影一幕一幕在老将军眼前闪现……

那是1958年8月,北京进入盛夏后的一天,担任二机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把邓稼先叫进了办公室。钱三强故意不单刀直入,“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说完,他的目光很快地掠过邓稼先的面颊。“大炮仗?”邓稼先马上明白这是原子弹,他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一时来不及细想,便半是自言自语地说,“我能行吗?”钱三强慢慢地把工作的意义和工作任务告诉了他,机灵的邓稼先很快就懂了。

从此,邓稼先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不能说自己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这一消失,就是整整28年。

1986年3月29日,医院为他做了个小手术,取活体检查组织。

从1985年7月到1986年7月是邓稼先生命最后的一年。这个时期,他住在301医院南楼病房,理智告诉他应该做最坏的打算。自己是个受过辐射严重伤害、现在体内尚存残留放射性物质、抵抗力低下的病人,但情感驱使他期盼能够康复。过去很多危险和难关都闯过来了,现代医学已经相当发达,什么领域都可能有奇迹出现,他期望着自己能有好运,因为有太多的事还在等着他去做。手术过程很顺利,术后医生给他在下腹部的左侧做了一个人造肛门。邓稼先对这个东西讨厌极了,主要是生活不方便。但这也毫无办法,这是他为了事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必须再次付出的代价。

手术刚过的邓稼先只能在病床上静卧。这是一个使人思绪纷杂的时期,重病的邓稼先亦是如此。他首先想到的是抓紧这段住院的时间做点什么。几十年来,不说住院,就连到医院拿药、检查都只能见缝插针。现在突然有了大把的时间静卧在病榻,他想到写书。在此之前,他已经动笔,写的是群论,他对作为原子核理论工具的群论特别感兴趣,当初由于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他硬是挤时间加班写了好几万字,还不到两章。现在是不是利用住院的时间把书写出来呢?但他又转念一想,现在着急的工作那么多,有好几个挂在心上的问题还没得到很好解决,不行,稍好一点的时候就要把几位老伙计找到医院来,先解决这放心不下的事;有时候身体不舒服,他又自己劝自己,好好配合医院治疗,尽快恢复一下体力,磨刀不误砍柴工,出院后听听音乐、下下围棋,彻底放松一下,也许反倒能多做一些事情!

病情稍有缓解之后,邓稼先就把医院当成办公室了。见到来医院探望他的同事,他总是问这问那,他是一个根本离不开工作岗位的人啊。很快,他就要来了大堆英文、法文、俄文的杂志以及资料、剪报,藏在病房的壁柜里,因为医护人员不允许他这样玩命地工作,也不让他把书刊摆在桌面上。

手术大约两个月后,九院进行党员登记,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特意告诉他,文件不用学习,填表可以让别人代笔。邓稼先不同意。他从司机老任同志处借了一套文件,从头到尾认真读了一遍之后,在1985年11月1日亲自填写了党员登记表。他写的整党收获,有一千多字,真实地写出了自己对党和祖国的事业忠贞不渝的情感。

手术完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化疗之后,因为白血球数目太低,血象太差,必须中断化疗。这时候,医生同意邓稼先回家休养两三个月。

很快,邓稼先再次住进了301医院,1986年3月29日又做了一次小手术取活体检查组织。

结果表明,癌细胞转移明显加快了。医院决定进行化疗。一次化疗要好几个小时,他只能躺着或靠坐着,强忍着痛苦,边做治疗边看材料。坐在身旁的许鹿希不断地给他擦拭满头的虚汗。

1986年5月16日,第三次手术。术前的两三个月时间,他拼命做完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一件事。

离开家住院一晃又是两个多月了,随着病情一天天地加重,邓稼先渴望回家的愿望也更加急切。他实在是想家了,但这种身体状况,医院无论如何是不会允许的,于是他就在寻找机会。很快,国家要在人民大会堂给研制核武器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发奖。这天下午,要求每位受奖者先去大会堂排练一下队形,邓稼先显得很平静,他对医生说,上边要求排练,没有办法。经医生批准他暂时离开了病房。但他并没有去人民大会堂,而是回家了。家里一切如常。邓稼先见到家里的亲人,目睹着家里的一切,心情飘忽不定。他不由自主地看看这又看看那……

他置一切于不顾,利用1986年5月做第三次手术前的两三个月时间,拼命做完一件事。

这件事就是邓稼先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向中央提出一份建议书。

这不是一般的建议书。它是有关在国际核竞赛中我国能否取得强国地位的一件大事,是涉及到我国核武器事业战略决策的大事。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十年之后,中科院院士于敏,邓稼先的继承者、原九院院长、中科院院士胡仁宇和时任九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联名在1996年7月22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十年,我们时刻怀念——纪念邓稼先院士逝世十周年》的文章,文章简明扼要地提到了这份建议书的内容、作用及其深远意义。文字不多,但份量却很重。

胡思得等三位同志的文章说,“十年前,已身患重病的邓稼先以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深厚的业务功底,通过对核大国当时发展水平和军控动向的深刻分析,认为核大国设计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发展。因此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改变它们先前坚持的主张,作出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其优势地位的决策。”文章同时指出,“核大国这种举动,对他们自己已不会有什么重要影响,而对于正处在发展关键阶段的我国,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一严峻的事实便是邓稼先向中央提建议书的由来。

为了这份建议书,邓稼先几乎是在与生命赛跑:那些日子他忍着化疗带来的痛苦,艰难地一字一句地推敲、修改。抢在大手术之前,还满满地写了两页纸,提出了建议书的内容还要做哪些调整,直到最后如何润笔、应呈送到哪里等意见。1986年3月28日在301医院南楼五病房16室,邓稼先写给胡思得同志的便函和它的复印件至今仍保留着。

“老胡: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本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但最后一段要同星球大战(如激光,FEL,Excimer,电磁轨道)等‘高科技’(现在国内新用的专门名词)联系起来、申述一段,然后由我和老于签名,抬头是核工业部,国防科工委(抄九院)。老邓3.28。”这张条子,是邓稼先坐在橡皮圈上(以减缓压力带来的痛苦)用铅笔写成的(因手腕无力,用铅笔写字可以较轻地在纸上滑行)。尽管此时天气不热,在写这个条子时邓稼先写写停停,仍需妻子在身边不停地为他擦着虚汗(条子中的FEL是自由电子激光的英文缩写,而Excimer是准分子激光)。

邓稼先用生命的极限拼搏赶写的建议书终于完成了。邓稼先让许鹿希尽快送走,在她抱着这份材料走出病房前,他叫住妻子,只说了一句话:“这比你的生命还重要。”

1986年5月16日医院为他再次实施大手术。清扫癌细胞侵犯的部位,以减少疼痛和延缓病程发展速度。但是,医生在手术台上见到癌组织已侵及到手术刀达不到的要害之处。这次手术之后,邓稼先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终因全身大出血而告别了他毕生热爱的祖国和亲人,享年62岁。

1986年8月4日,全国各大报刊刊登了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张爱萍在悼词中说:“邓稼先同志真正做到了他经常讲的‘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他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科学家邓稼先离世已近33周年了,当今新时代的中国,是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大好春天,聚天下英才共奋斗,撸起袖子加油干,万类霜天竞自由,行稳致远,走向光明美好前景的未来。

(作者: 罗元生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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