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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空难机长获刑:幸存者梦中仍喊:“跑!跑!跑!”

来源:华讯财经 编辑:华讯编辑 时间:2014年12月19日 10:36:37

 

  12月19日上午,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人民法院对我国首例重大飞行事故一案进行了公开宣判,被告人齐全军犯重大飞行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伊春市伊春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8月24日,被告人齐全军担任机长执行河南航空E190机型哈尔滨至伊春VD8387客运航班任务,朱建洲(事故中死亡)担任副驾驶,二人均为首次执行伊春林都机场飞行任务。20时51分,飞机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起飞,被告人齐全军作为客运航班当班机长,违反航空运输管理的有关规定,违规操纵飞机实施进近并着陆,致使飞机于21时38分坠毁。事故发生后,被告人齐全军未履行机长职责擅自撤离飞机。机上幸存人员分别通过飞机左后舱门、驾驶舱左侧滑动窗和机身壁板的两处裂口逃生。

  伊春市伊春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齐全军作为客运航班当班机长,违反航空运输管理的有关规定,违规操纵飞机实施进近并着陆,致使飞机坠毁,造成机上44人死亡、5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30891万元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重大飞行事故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人民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几年前的这场空难,改变了很多人和家庭的命运。2011年,空难一周年之际,本报记者曾走访了幸存者和机长本人,以下是当时刊发的报道……

  对话幸存者:

  仍然会在梦中大喊“快跑!快跑!”

  日历上, 8月24日在刘晓丽、王克强等空难幸存者的眼里显得十分刺目,人生中最大的幸与不幸都起于这天:每天,刘晓丽都要靠大量饮水和雾化治疗来缓解吸入性呼吸道灼伤的后遗症,全身50%烧伤的王克强躺在病床上,仍然会在梦中大喊“快跑!快跑! ”

  8月21日,河南,洛阳。一觉醒来,刘晓丽端起床头的水杯,咕咚咕咚几口,一杯水就灌到了肚子里,毫无淑女风范。近一年来,作为吸入性呼吸道灼伤的后遗症,她的嗓子总是特别干,需要大量喝水和雾化治疗来缓解,肺也显得十分虚弱。尽管吐出的不再是一块块的黑痰,气温稍有变化就会引起肺部发炎。

  下午,看着窗外的秋雨,刘晓丽的思绪又飞到了与她有几栋楼之隔的那个单元门里:今天是周六,贝贝不用补课,也不用去医院做康复,他现在在干什么呢?

  似乎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牵引,刘晓丽拿起伞走出家门。雨突然下得紧了起来,地面上瞬间就积了很多水,她努力撑着伞,淌着水前行。

  蹬蹬蹬,上到4楼,轻轻地敲门,没有人应。加重了敲门的力度,仍然没有人应。刘晓丽拿出手机,紧闭的房门里传来电话铃声,她转而拨打婆婆的手机,长时间的无人应答。“贝贝!贝贝”刘晓丽边大声喊着儿子的小名,边咣咣咣地砸门,继而将耳朵贴着铁门倾听,贴着大红春联的门仍然紧闭着,门里,仍然寂静一片。“空难之后,这就被剥夺了照顾孩子的权利。有时候,明明人就在家里,有的时候我能够听到电视声,有时候甚至能听到有人悄悄走过来看猫眼——可是,就是没有人开门。 ”刘晓丽幽幽地对记者说,一抹悲伤略过,眼睛里闪起泪光。亲子游变成“炼狱之旅”

  “浓烟中,我唯一的信念就是把孩子带出去!”8月20日,刘晓丽在河南洛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每每提到飞机爆炸燃烧后的那些浓烟,刘晓丽都会下意识地轻咳两声,“那种让人难闻的味道,没闻过的人永远不懂,几天后护士说我们呼出的气里还有那味道。 ”

  有专家说,飞机爆炸起火后的浓烟可以达到800摄氏度,人吸几口就有可能窒息。“估计那些没难逃出来的人,都是因为窒息而后才被烧死的。”刘晓丽说。

  刘晓丽今年36岁,是中铁十五局下属一单位工会工作部部长。2010年1月刚刚结束一场婚姻,10岁的孩子王博文抚养权归了爸爸,平时跟奶奶一起生活。“去年上海世博会,孩子特别希望能去参观,我就请了年假,带他到上海玩。 ”刘晓丽说。

  此行的旅费,刘晓丽甚至是跟单位借的钱,“平时没有机会和孩子在一起,我特别珍惜这次机会,想好好陪陪孩子。我还计划着以后每年暑假都带孩子出来玩,一年去一个地方。 ”

  世博游结束后,刘晓丽仍然舍不得难能可贵的陪孩子的机会,又带孩子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的太阳岛玩了一天,看到伊春的旅游广告,而且还通飞机,就决定到伊春看看。“原计划是晚上飞去,第二天白天玩一天,晚上再飞回哈尔滨。孩子8月27日过生日,我说好生日前把孩子带回洛阳。 ”刘晓丽说。

  刘晓丽坐在8C的位置,儿子王博文靠窗,坐在8A。“机上广播说即将降落,突然,飞机产生了一次大的碰撞,我前额磕到了前面坐椅,儿子用左胳膊撑了一下前方坐椅,之后,飞机上的灯就灭了。 ”刘晓丽回忆说。

  意识到飞机出事了的刘晓丽立即解开自己和儿子的安全带,寻找出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机舱中部火光就起来了,烟也起来了。我看到七排有一个窗口开了,一个男人从窗口跳了出去,我拉着儿子跑过去一看,下面全是火,而且很高,就拉着儿子继续往前跑。 ”刘晓丽说,她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一定得把儿子带回去。“我们顺着过道往前走,刚开始人很挤,后来人就少了,有人在用手机砸舷窗的玻璃,也没有砸碎,我们看到驾驶舱有两个裂口,裂口特别小,我从右边的裂口把儿子推了出去。儿子出去了,我松了一口气,一下子跪到地上。后来一想,不行,我也得出去,就也顺着裂口爬了出去。 ”“精疲力竭,一点力气都没有。看着正在燃烧的飞机,我心想不行,得离飞机远点,我拉着儿子跑了一会,飞机还很近,就接着跑,一共跑了三次,跑出二百米左右,我们看到了机场救援人员,他们让我们趴下,估计是怕飞机爆炸,过一会,飞机真的爆炸了。之后,我就让救援人员把孩子帮我背出来了。 ”刘晓丽说。死里逃生却“失去”儿子

  因吸入性呼吸道灼伤和右肱骨骨折,刘晓丽和王博文母子俩被送到医院抢救。

  事故的另一位幸存者韩婷婷坐在9排C座,至今在QQ上,韩婷婷仍然称刘晓丽是飞机上最勇敢的人。“浓烟里,我只听到刘晓丽在大声喊:儿子,你一定要勇敢!相信我们一定能出去!一刻没停过。现在闭上眼睛,耳边还能回响起她的声音!如果不是一直在大声说话,她的呼吸道也不会被灼伤得那样严重。 ”

  很长一段时间,刘晓丽的肺好像都是黑的,吐出的痰一块一块,甚至带着胶皮的煳味。而刘晓丽的声带也由常人的一瓣被灼伤成两瓣,到现在嗓音依然沙哑,“以前经常在单位组织活动,喜欢唱歌,现在成了沙哑派,而且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刘晓丽对本报记者说。她说,她当时是在鼓励儿子,也是在鼓励自己,为了孩子,一定不要慌,一定要想办法出去!

  被伤痛与恐惧包围着,刘晓丽仍为自己与孩子能够死里逃生而庆幸。然而,前夫电话里的那一声怒吼,却让她的心跌到了谷底。当得知刘晓丽母子两人在伊春遭遇空难后,前夫歇斯底里地吼了一句:“你去死吧! ”

  “带孩子出来玩,我有错吗?遇到空难,是我的错吗?我拼着命把孩子带了出来,换来的为什么不是安慰却是责骂?! ”

  从伊春转院到哈尔滨,从哈尔滨转院到北京,病痛,加上心理上的折磨,使刘晓丽的日子十分压抑。她努力让自己理解老人疼爱孙子的心,但却无法理解前婆家人对她的“仇恨”。“回到洛阳以后,孩子爸爸,孩子奶奶就再也不接我的电话了。即使我想去看看孩子,到家里敲门,都常常要吃闭门羹。 ”刘晓丽说。空难,使原本在破裂的婚姻中占主导地位的她,转身成了罪人。

  而今,刘晓丽很想念以前有班上,有事做,有孩子陪的日子。然而,她现在却不能办理出院,按照河南航空公司的说法,伤者一旦出院,就要与航空公司签署一份协议,后期产生的治疗费他们一概不负责。“我现在的肺特别脆弱,免疫力也差,一场感冒就会引发肺部感染,5月份的一次感冒,连续打了一个月的点滴才好。 ”刘晓丽说。

  尽管单位的同事时不时地也会在聚会时叫上她这个“大英雄”,她偶尔也会有些担忧:“现在的单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么长时间不上班了,很有可能自己以前的岗位就被别人替代了。 ”“你现在就什么都别想,把身体养好才是最重要的! ”刘晓丽的母亲在一旁嘟囔了一句。刘晓丽侧过头,强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好多事情我都没敢跟父母说,一年来,我习惯了偷偷流眼泪。父母年纪大了,不能再让他们替我操心了。”送记者出来时,刘晓丽笑了笑,说。伊春空难幸存者刘晓丽在洛阳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 董丽娜 摄与儿子在一起,曾经是刘晓丽最幸福的事。 照片为本人提供重访人物:伊春空难遇难者家属“生活基本正常了,可是心……”

  “突然有一天,我好像从一场大梦里醒来一样,人变得清醒了很多。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该这样让亲人、朋友替我担心了,我应该担当起照顾父母和安慰公婆的责任。 ”

  “这边这边,刘老师,帮我把椅子搬到门这边……”高爽一边与记者通话,一边忙着布置教室。 8月22日,是高爽所在学校开学的日子,进入到工作状态的高爽声音明亮,已经没有了先前的那些忧郁。

  29岁的高爽是伊春空难遇难者李新龙的爱人,新婚不到一年,就经历丧夫之痛,一度使得高爽处于时清醒时恍惚的状态:恍惚时,她紧握手机,一有来电就满脸惊喜地去看,希望会有奇迹发生;清醒时,她会细心地照顾痛不欲生的公婆、安慰痛失爱婿的父母。

  空难发生的第三天,记者见到高爽时,她正拼命地去寻找那个与丈夫坐在同一排的一位台湾籍幸存者,她想不通,对飞机非常了解,参加过多次防火逃生训练,身高1.8米,身体素质非常好的丈夫,怎么会错过逃生的时机?!“后来我找到那个台湾人了,他说当时飞机经历了很大一次的撞击,很多人都被撞晕了,很可能李新龙没有醒过来飞机就着火了。 ”22日,高爽对本报记者说。这使得她再一次认识到,灾难面前,生与死都只是一个偶然。

  接下来的半年里,高爽的身边从未离开过人,父母担心她出事,朋友担心她想不开。亲戚朋友几乎一天不停地陪她出外散心,在北京的哥哥那住了两个月,又到新加坡的姐姐那住了几天。“突然有一天,我好像从一场大梦里醒来一样,人变得清醒了很多。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该这样让亲人、朋友替我担心了,我应该担当起照顾父母和安慰公婆的责任。 ”高爽对记者说。

  休息了半年,高爽重新回到学校,投入到工作状态,这使得她的生活充实了很多。过年的时候,她给公婆买去了棉鞋棉衣,母亲节的时候,她给婆婆送去了新衣服“公婆平时节俭惯了,自己不舍得买。 ”“事情发生后,我和新龙的母亲一顿饭没做过,一个碗没洗过,活着,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意义。 ”李新龙的父亲李福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空难发生后的第一个春节,李福关了手机,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带着老伴在酒店住了一个星期。“眼泪都流干了,难过呀! ”对于儿媳高爽的孝顺,李福两口子也是又盼又怕,“想见高爽,看到她就像看到我们儿子一样,又怕见她,一看见她又会想到儿子……”“上班,下班,回父母家,现在,我的生活基本恢复到正常了,可是,我的心……”高爽停顿了,“毕竟我和新龙认识那么多年,好了那么多年。 ”苦盼一个结果,给痛画个句号

  在记者与李福通电话的时候,辽宁籍遇难者张凯的妻子高连军则在北京,与其他几位遇难者家属一起,等待坠机事故原因的调查结果。

  高连军一家在沈阳没有亲属,丈夫遇难,儿子在大连读大学,沈阳空落落的家中,就只剩下她一个人。“那种悲伤,怎么抹都抹不去。 ”

  有一段时间,婆婆从老家赶过来陪高连军住了些日子,原本是想彼此做一个伴,相互安慰一下,不想两个人的悲伤叠加后,却制造了更加悲伤的气氛。

  “我和婆婆经常是一聊聊一宿,结果我想丈夫,她想儿子,聊着聊着,两个人就开始抱头痛哭。 ”高连军说,后来,她把婆婆送回了老家,“那儿有小姑子、小叔子陪她照顾她,她会更好过些。 ”

  “妈,你租个房子,搬到大连来住吧,这样我周末的时候可以回去陪你。 ”“妈,你要是心里难过,就用手机写出来,把心里话都写出来,心里就会好受些了。 ”儿子小张不断地劝解着妈妈,给妈妈出主意,这让高连军觉得18岁的儿子突然间长大了,“以前我还特别担心他,担心他会因为父亲的遇难而受打击,没想到他复原得比我快,还能反过来安慰照顾我。 ”儿子的成长让高连军多少有些释怀,这也曾经是她与婆家人最为担心的问题。“马上一周年了,我们仍然没有与航空公司签署赔偿协议,96万元一刀切的赔法有点让我接受不了,这对于正值事业高峰期的丈夫来讲有点太少了。”高连军说。然而,高连军此次赴京,并不是因为这个,“黑匣子找到了,机长也还活着,可是一年过去了,到现在坠机事故的调查报告都还没有公布出来,这让我们这些遇难者家属难以接受。 ”

  对话幸存机长:

  齐全军连说“对不起”

  “8·24”坠机事故调查报告已经完成,有待公布,民航局方面的负责人不愿意向记者透露报告的内容。

  坠机事故是否被认定为责任事故?责任出自哪一方面?是飞机自身存在问题,或者是综合的管理责任,抑或如之前所议论最多的、是因机长的责任,或是机场责任?或者仅仅是天气原因?

  昨日,记者拨通了唯一幸存下来的机组成员、失事飞机机长齐全军的电话。

  “我还在医院住院,头部、脚踝的伤还没有痊愈。 ”齐全军对本报记者说。当记者问他现在是在哪里住院时,齐全军低声说他现在不能说。

  当记者提及空难,齐全军的声音夹杂着十分复杂的情感,最为明显的就是“难过”:“对不起,对不起。我……我……没有组织的同意,我现在不能跟你说这些,我不能对这件事说任何话。 ”

  作为失事飞机的机长,齐全军应该是幸存者中心理压力最大、内心情感最为复杂的一个人。对于即将公布的调查报告,齐全军在电话里无声地传递着他的痛苦、矛盾和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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